1956.谨借陆机《平复帖》 祈愿疫情平复 诸君无恙

编辑:admin 发布时间:2022-03-22 浏览:154次

  
  陆机 《平复帖》
  释文:“彥先羸瘵,恐難平復,往屬初病,慮不止此,此已爲慶。承使唯男,幸爲複失前憂耳。吳子楊往初來主,吾不能盡。臨西複來,威儀詳跱。舉動成觀,自軀體之美也。思識□量之邁前,勢所恒有,宜□稱之。夏伯榮寇亂之際,聞問不悉。”(释文据启功《〈平复帖〉说并释文》)
  《平复帖》,草隶书9行86字,距今1700余年,是我国古代存世最早的法书墨迹,被誉为中国书法史的“祖帖”与“墨皇”,比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还早50余年。
  陆机,字士衡,西晋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因其曾为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他“少有奇才,文章冠世”(《晋书 陆机传》),与其弟陆云俱为我国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书法家。
  《平复帖》用秃笔写于麻纸之上,笔意婉转,风格平淡质朴,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对研究文字和书法变迁方面都有参考价值。
  犹存隶意,草书演变过程中的典型书作
  《平复帖》是草书演变过程中的典型书作,最大的特点是犹存隶意,但又没有隶书那样波磔分明,字体介与章草、今草之间。细观此帖,秃笔枯锋,刚劲质朴,整篇文字格调高雅,神采清新,字虽不连属,却洋洋洒洒,字里行间透露出书家的儒雅与睿智。
  历来评述甚多。宋陈绎曾云:“士衡《平复帖》,章草奇古”。《大观录》里说:《平复帖》为“草书、若篆若隶,笔法奇崛”。《平复帖》对后世也产生过较大影响。清人顾复称“古意斑驳而字奇幻不可读,乃知怀素《千字文》、《苦笋帖》,杨凝式《神仙起居法》,诸草圣咸从此得笔。”这些评论或许有牵强附会之感,但若是怀素、杨凝式当真见到,也确会为之动情。董其昌赞云“右军以前,元常之后,唯存数行,为希代宝”。
  章草源于解散隶体,赴速急就,所以具有隶书的特征,即有明显的波磔。到了汉末,这种字形被一些书家创造性地发挥。如卫瓘的草稿之作,大多字势都取纵势,陆机《平复帖》受其影响,在字态上明显取法了这种倾向。
  《平复帖》其结体瘦长,书写简便、率性,逸笔草草,没有循规蹈矩。撇捺无波挑,平添了几分险崛之意。许多字的末笔的收束也是向下牵引,把章草横展的笔势变为纵引,字态也因势而变。如:“子杨”两字,“子”字“竖钩”笔画,省略“钩”后“竖”似“撇”画一样向左下撇出;“杨”字“竖”画向下拉长,字内两撇变短,变化为直接向下的线条。这些都是为强化纵向发展的字势而进行的处理。
  《平复帖》字字翩翩自恣,活泼可爱,在字法上主要表现在字势的多变与字构件的错落组合。整帖字势以正为主,间以左右舞动的欹势,颇有奇趣。如:“失前”两字,“失”向左倾斜,“前”字向右倾斜,一左一右,动态十足。字的构件位置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左右结构两部分位置的移动和势的调整。如:“仪”字,左部“单立人”上移并倾斜,和右部构件的倾斜形成上合下开之势。“观”字本身为左右结构,左部构件上移至右部件左上部,进而呈现向左的斜势,使整个字看起来更像上下结构。
  《平复帖》书写率性、简捷,致使其字的笔画更加简省,但也增添了字的辨识难度。“平”字中左右两点,省写为一横画。“前”字更加简约,似草书“甚”字。《平复帖》也注意字内的虚实关系,表现在字内的留白处理上。
  《平复帖》点画形态硬朗,突出了作者书写时的率性。其笔意有别于草简。草简用笔清利,入笔收笔时有露锋,捺画用笔停顿后挑锋。字势开阔疏朗。而《平复帖》因是麻纸、硬毫秃笔,麻纸不细腻平滑且有斑驳意。
  历代传藏:从唐宋明清直至张伯驹
  《平复帖》凡九行,上有宋徽宗赵佶泥金题签和“宣和”、“政和”二印。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内容只是陆机问候友人的平常手札。惜距今一千七百多年,纸面损伤,有些字已分辩不出来了。古代法书典籍《墨缘汇观录》、《平生壮观》、《大观录》等,虽有记录,均无释文。当代书家启功先生在其《启功论稿》中对此帖注有释文。
  《平复帖》成书于西晋,在唐末被时人殷浩所收藏,从其手中流出后,到王溥家,在王家保存了三代之后,被李玮买了去。李玮逝世后,《平复帖》进入了宋御府,明万历间归韩世能、韩逢禧父子,再归张丑。清初递经葛君常、王济、冯铨、梁清标、安岐等人之手归入乾隆内府,再赐给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光绪年间为恭亲王奕所有,并由其孙溥伟、溥儒继承。
  清朝覆灭后,恭王府的日子入不敷出,后仅凭溥儒教书卖画养活一家二三十口,家境迅速中落,最终致使《平复帖》等文物流出恭王府。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当时的名画家溥儒因无法维持生计,便想着要出售《平复帖》。后由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购藏并捐给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伯驹(1898—1982年)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文物收藏家,河南项城人。工诗词书画,对戏剧亦有研究,著有《丛碧词》、《红毹纪梦诗注》等书。张伯驹早年即喜收藏,所藏法书名画甚众,多为旷世绝品。他收藏中国古代书画,最初是出于爱好,后来则是为了保护重要文物不外流。
  张伯驹最早是在湖北一次赈灾书画会上见到《平复帖》的,溥儒在1936年将所藏的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卖于他人,后流于海外。这件事情让张伯驹久久不能释怀。据王世襄回忆,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因此委托琉璃厂一家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但溥儒索价20万元,张伯驹力不能胜而未果。
  后来,叶恭绰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张大千、张伯驹都出席参加。此时张伯驹又请张大千向溥儒说合,愿以六万大洋求购。但溥儒的回复依然是要价20万,又作罢。
  1937年腊月,溥儒母亲去世。当张伯驹得知溥儒为母治丧急需用钱的消息后,便拜托傅增湘促成收购《平复帖》的事情。张伯驹也不想乘人之危,就表示“溥先生急用钱,我可帮助一万元,《平复帖》权当抵押之物”。没想到,溥儒的意思是不用抵押了,直接要价四万大洋。如此三次求购,《平复帖》终于到了张伯驹手中。
  而后,为了躲避日本人对这件宝物的觊觎,他携家人南逃,《平复帖》被他缝入衣被,片刻不离身。到了上海,他仍因为自己的收藏遭到绑架,但他宁被“撕票”,也不交出国宝,僵持近8个月,夫人四处筹措了20根金条,才把他赎回来。
  在捐献《平复帖》二十二年后,张伯驹在《陆士衡平复帖》一文中写到,“在昔欲阻《照夜白》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大事。而沅叔先生(傅增湘)之功,则更为不可泯没者也。”
  1942年10月,张伯驹去西安旅行,将《平复帖》缝在棉衣里面,随身携带,唯恐有闪失。
  1945年,王世襄参与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得以与张伯驹结交。王世襄后来回忆,他一直想研究《平复帖》,但想到东西实在太珍贵了,他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在张家看上一两次,“没想到我一说,他就说‘你拿回家看去’,这下倒给我添了负担了。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上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一时顿觉轻松愉快,如释重负。”
  1956年,张伯驹与夫人潘素从30年的收藏中选出晋代陆机的《平复帖》、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等8件精品,无偿捐献给国家。国家特颁发“褒奖状”给张伯驹夫妇,表彰其对文物保护与捐献的卓著贡献。故宫博物院共计收藏有张伯驹《丛碧书画录》著录的古代书画22件,几乎件件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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