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南图片社是一家世界知名且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新闻摄影组织。
这些年，马格南图片社的元老纷纷来亚洲尤其是中国，说得好听点是传经布道，说得不恭敬点，有的则免不了借其名声敛财，让人无端生出颇多感慨……
众所周知，马格南(Magnum)图片社是由欧美一批杰出的摄影家组成的国际通讯社，这些摄影家都是战后新闻摄影工作者中的优秀人物，并以社会纪实摄影的创作手法见长。
从组织机构的性质上看，马格南图片社不同于《生活》杂志一类的专业新闻摄影组织，它是一个允许全体成员保持自由立场和观点的组织，比《生活》的工作方式更具有自己的个性表现空间。全体成员都是在职摄影家，他们自己选定编辑和工作人员，制订作品的交纳与推销政策。图片社赢得的利润，根据各人送来作品的多少分配。
就我们熟悉的马克·吕布来说，他在解释50年摄影生涯的本质特征时这样说：“对我，摄影并不是一个智力挑战的过程。这是一种视觉方式。”他从未想到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同时对那些以艺术家为荣的摄影家投以轻蔑的目光。
至于马格南能活到今天，关键还是整个图片社依旧在吸收新生力量、迎头赶上世界报道摄影的潮流。当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马丁·帕尔的加入。他知道：“在马格南内部有不少人要阻止我加入。最根本的是因为我的作品与马格南仍在追求的‘关心人类’的摄影完全不相符。”尤其是他拍摄的主题主要为英国的中层阶级，以及世界各地旅游者的众生相。作品被公众和舆论评论为狂野和充满肉欲，也有的评论家把他推崇为光芒耀眼的新星。最终，马格南还是接纳了帕尔，因为他们深知，失去这样的新鲜血液，传统的马格南究竟能走多远，恐怕凶吉难料。
“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帕尔在成为马格南成员之后，就已经树敌无数。一些资深的马格南大腕一直对其嗤之以鼻，且发出狠话，永远不会接纳他的风格。于是这两年，一些资深的、垂垂老矣的大师们“纷纷出逃”，到中国来“传经布道”，也就顺理成章了。比如上半年，出生于英国的伊恩·贝瑞和出生于摩洛哥的法国人布鲁诺·巴贝——马格南最有资历和受人敬重的两位摄影师在上海摄影艺术中心举办展览。他们都于上世纪60年代加入马格南。又比如，再早些，一直被人诟病的唯美主义纪实大师塞坝迪奥·萨尔加多带着巨幅的《创世纪》来到上海淘金，引起一片喧哗。
所以一旦当这些元老纷纷跑到中国来，就需要提醒，千万盲目崇拜不得!前些日子，我作为一个现场的见证者，一直有如鲠在喉的感受。5月，IG独家邀请马格南大师阿巴斯来沪，为大家带来命题为“冲突”的演讲会等活动。
这位被外界公认“天生的摄影师”的阿巴斯1944年出生于伊朗，后移居巴黎。他一生致力于记录社会冲突中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主要作品包括战争和革命时期的北爱尔兰，孟加拉，越南，中东，智利，古巴、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以及伊朗大革命。但是当十多位上海资深摄影记者依次摊开每人数十幅摄影作品请他点评时，最让我失望的，就是他的一句话——剪裁!
然而他的理论在1950年代末就开始面临一些摄影家的挑战，比如美国摄影家罗伯特·弗兰克以及威廉姆·克莱因等人的“非决定性瞬间”理论和实践，以及当时更年轻的马丁·帕尔对“决定性的瞬间”几乎是“肆无忌惮”的反叛，希望摄影回归回眸一瞥的本真，早已让“决定性的瞬间”成为现代摄影史上一个无法绕过去的坐标之后，又找到了新的可能性。而今天，当阿巴斯喋喋不休地将所有的“非决定性的瞬间”剪裁成“决定性的瞬间”时，这个时代不是又倒退到当年?
好在我是当时的主持人，果断地打断了阿巴斯的“剪裁说”，提出让上海乃至中国最重要的摄影师之一的雍和，放一段他所拍摄的画面，让阿巴斯“震撼”一下。不料一开始阿巴斯非常固执地说，屏幕上无法剪裁，不行!在我的坚持下，大家终于坐了下来，一起浏览雍和先生震撼人心的经典之作。然而你想象不到，他居然问雍和为什么选择了黑白，而不是彩色。
我当即就退场了，我不知道他后来是否还会兴致勃勃地对剩下的七八位摄影记者的作品继续剪裁。我只是在想，对马格南的盲目崇拜，应该到此为止了……张弛在《与玛格南无关的时代?》一文中曾说：半个世纪以来，马格南的摄影师们一直提醒着人们摄影除了可以用来报道新闻，同时还可以用来关心人类的生存状态。但他们的成功也在不经意之间使得所有新闻报道都被勇敢的士兵、哭泣的母亲、饥饿的难民、脏兮兮的孩子、高兴的选民以及挥手致意的候选人等模式化的照片占据。这并不是马格南的错。当每个人都能够通过手机上传照片供全世界观看，当监控摄像机无所不在能为报道犯罪提供更加客观、可靠的犯罪记录，没人能说清楚报道摄影究竟意味着什么。
今天我们已经活在一个没有了《生活》杂志却挤满了照片的世界里，这种环境将培养出什么样的报道摄影师?谁又能在数码的世界里展现给我们绝无仅有的画面?
千万不能再迷信那些只会剪裁的大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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